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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让上海收获什么?
 
加入日期:2008-8-13 23:37:27 查看人数: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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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仿佛一架缺少润滑的机器,吱吱嘎嘎地运转,让每一个齿轮都痛苦不堪。

 

诚信,不但是几千年传统文化大力褒扬的美德,更是建国后主流文化推崇备至的规范。可是,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诚信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间慢慢流失。这究竟是为什么?

 

 

 

仅仅将诚信视为道德规范,靠苍白的说教来劝惩人心,在老实人常常吃亏的现实面前已经越来越没有说服力。道德规范必须与现代社会的管理工具相结合,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发扬光大。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对于诚信的需求就越是高涨。上海是目前全国唯一开展个人征信试点的城市,最近又鲜明提出建设社会诚信体系,打造“诚信上海”。古老的道德规范,正在脱胎换骨,成为现代都市源源不断的竞争力

 

 

 

诚信,让上海收获什么?——访上海市信息委主任范希平

 

 

 

《新民周刊》:谈到诚信,就会自然联想起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无信不立”。这与今天我们所说的诚信是不是同一个概念?为什么强调了几千年,人们还在抱怨诚信缺失?

 

 

 

范希平:我们现在所讲的诚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是相通的。实际上,任何一个理性的、健康的社会都需要诚实守信,这是一条为人处世的基本规范。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信”是有积极意义的,“一诺千金”等很多美谈千古流传。我们现在建设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对传统的“信”的概念不应该拒绝和排斥,而是应该将其发扬光大。

 

 

 

的确,现在不少市民谈到诚信问题都会有切肤之痛,生活中很多缺乏诚信的事例脱口而出。诚信既然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所积极倡导的主流文化的重要内容,为什么诚信缺失依然严重?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仅仅用道德层面的劝诫和规范来鼓励和推进诚信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社会应该将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概念,与现代社会的管理工具相结合,使得人们更好地信守承诺,履行诺言。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上海由我们这个部门牵头来推进社会诚信建设?有三个原因:首先,1998年底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市信息办组织专题调研,率先提出了建立个人征信系统的设想,并推动了3年多的实践;其次,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道德层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部门利益,必须有一个比较超脱的综合部门加以协调,避免政府各个部门画地为牢,成为信息孤岛;最重要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的管理工具,诚信体系建设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

 

 

 

《新民周刊》:超越单纯的道德层面加以考察,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是会内生出对于诚信的迫切需求?两者是不是有相互推进的关系?

 

 

 

范希平:的确如此。我看过一份材料,美国拉动经济几大要素中消费占到第一位,在消费总量中个人消费占到80%左右,而个人消费中很大一块是信用消费。消费、投资、出口是上海经济增长三大动力,如今消费越来越重要。你发现吗,传统银行中有些只有对公业务没有对私业务,现在许多商业银行中增设了不少对私业务部门,这是银行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消费相比投资和出口,将是一个更为强劲与持久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一位曾在欧洲工作过的市领导说过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当地抓住了超市窃贼,会提供两个选择,一是赔偿从上次抓住窃贼以后失窃的所有物品,往往数额惊人;二是由梁上君子本人登报致歉,费用会少得多。而绝大多数小偷选择的是前者,因为一旦登报,意味着个人信用的崩溃,意味着被社会主流抛弃,连小偷也视之为畏途。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人们爱惜羽毛、珍视信用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一般来讲,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合同契约量达到40%60%、信用卡消费达到25%40%时,就具备了信用制度建设的基础;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社会的交易方式将从实物、货币为主向信用为主转变,形成了对信用制度构建的内在需求,市场经济将进入以信用方式为主要特征的高级阶段。

 

 

 

《新民周刊》:目前上海的人均GDP也达到了这个水准,我们是不是也进入了信用经济的高级阶段了﹖

 

 

 

范希平:我认为,上海人均GDP虽然已经突破5000美元,但目前只能说进入了“简单信用经济社会”,还谈不上进入信用交易为主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

 

 

 

我们先来看信贷总规模与GDP比例,这个倍数越是高,说明信用经济越是发达。2002年上海信贷总规模为1.2万亿,GDP总量5400亿,前者大致是后者的两倍,而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就达到了2.82倍,90年代上升到3.83倍。比较一下就能发现其中差距。

 

 

 

还有一个指标也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信用的“非中介程度”。我们可以把信用中介大致解读为金融机构,企业与企业之间不通过金融机构直接发生的信用经济,就是“非中介”的信用经济。在中国,银行信用规模占社会总信用规模的比例高达85%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相当多的信用行为都是通过银行这个中介发生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直接发生的比较少。而美国,银行信用规模占社会总信用规模的比例只有25%。上海的数字介于85%25%之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比较完备的信用制度,就很难摆脱传统的“熟人圈经济”,只有当社会总体信用度提高了,才可能“进化”到彼此信任的“陌生人经济”。

 

 

 

再来看看信用卡。2002年美国各类卡总数超过15亿张,人均持卡量为8张;而上海2002年包括******、准贷记卡和贷记卡,总数只有3565万张,每人平均2.4张。其中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贷记卡)只有18万张,数量还很少。不少老百姓拿到信用卡以后,听说不必存钱就可以透支上万元,还以为是天方夜谭,认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正是从这些指标中可以得出结论:虽然上海的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但目前还没有进入信用交易为主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不过上海建立社会信用制度的现实基础和社会需求已经具备,出现了向市场经济较高层次演进的趋势。

 

 

 

《新民周刊》:上海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着手建设社会诚信体系,现在已经取得了哪些进展?

 

 

 

范希平:上海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起步比较早。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政府研究部门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1998年底提出了建立个人征信系统的设想,1年之后个人征信的试点就开始了。20006月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建成开通,出具了建国后大陆第一份个人信用报告。目前,系统已采集了325万市民的信用记录,包括个人消费信贷、水电煤电信缴费、大学生助学贷款、租赁、注册会计师、司法等方面的内容,至今已累计出具个人信用报告84万份,平均每天要向全社会提供4000份信用报告。

 

 

 

上海的联合征信已经向企业信用建设延伸,20023月企业信用联合征信服务系统开通试运行。至今已采集了全市59万户企业的信用信息。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信贷信息、信用等级信息、行业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国资绩效考评信息等。

 

 

 

可以说,在上海,个人征信和企业征信两个信用记录平台已经初步建成。

 

 

 

《新民周刊》: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开展诚信建设的探索,相比较而言,上海的做法有什么特点?

 

 

 

范希平:浙江、广东、北京等地也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各地做法可谓各有千秋,而上海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是国际接轨程度比较高。我们没有把诚信仅仅看成道德范畴的概念,而是将社会诚信体系视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管理制度。此外,我们比较注重培育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中介机构从事社会征信业务,政府不担当信用的评判者。实际上在上海,政府本身也是信用的使用者和受评判者。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几年前我们设计方案时就强调了这些理念。近年与国外发达国家同行交流时常常发现,我们的思路和做法与他们不谋而合。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关职能部门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外,也说明了我们的一些理念和做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路径选择。

 

 

 

《新民周刊》:个人信用资料和个人隐私常常只有一步之遥,企业信用资料与企业商业秘密也容易混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加以区分﹖我们怎样在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强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

 

 

 

范希平: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进行界定。我认为,那些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不是隐私,也不是商业秘密。比如一个人的犯罪记录,一个企业的造假劣迹之类。

 

 

 

此外,我们要接受社会诚信体系的游戏规则。个人或企业希望得到社会的诚信评价,享受信用制度带来的便利和实惠,应该把个人或企业的一部分信息让渡给社会。“让渡”是一个法律名词。我认为这个做法蛮公道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嘛。

 

 

 

当然,目前相关法规还在建设过程中,征信在国内也是一个几乎全新的行业,为了防止一些中介机构有违行业规范和职业操守,侵犯到个人隐私或企业商业机密,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以防范。

 

 

 

比如,信用的记录和披露并不一一对应,披露时不会和盘托出,而是要根据你要求披露的目的,来筛选出部分信息。

 

 

 

此外,披露信用资料还需要得到本人授权。比如你想聘用我,可以向我索要一张有公信力的征信公司出具的信用报告,如果我一口拒绝,就可以判定我没有诚意,在决定是否聘用时就需要三思而后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本人或者企业的授权,其他人就无法拿到信用记录。而披露的方式也会受到限制,比如你为了决定是否聘用一个人而拿到了此人的信用记录,却将它在报纸上公开了,这种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些人会发现,目前进入上海征信平台的企业有59万,几乎涵盖了所有在上海经营的企业,而入库的市民只有320多万。实际上,企业的信用记录是有关机构主动征集的,而个人的信用记录则是被动征集的,只是那些已经发生了信贷消费和严重失信行为的市民才进入数据库。任何与信用活动无关的信息,如个人的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身体形态、血型、病史,企业的核心技术机密等,都不在信用资料采集范围之列。

 

 

 

还有一条也很重要,征信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有职业操守,要进行诚信宣誓,也会受到严格监管。个人信用记录的查询软件有专门的设置,何时何人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了查询,都会由软件自动生成记录,只认行为不认人,无论谁的一举一动都会留下痕迹。

 

 

 

有了这些措施,我认为市民和企业对于个人隐私与商业秘密的保护,应该可以放心。

 

 

 

《新民周刊》:上海目前流动人口数量连年攀升,征信体系是不是已经把他们纳入其中了﹖海外征信发达地区已经采集的个人信用资料,有没有可能纳入到上海的共享数据库﹖

 

 

 

范希平: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目前采集的是在本市发生信用消费行为的人群,非本市常住人群只要在上海发生过信用消费行为比如有贷款、有可透支的信用卡、是移动或联通的入网用户,就都会被纳入该系统。

 

 

 

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上海正在各方面迅速地与国际接轨。据我们了解,已经有上海市民要求征信机构出具个人信用报告,提供给国外的银行,以证明其在国内的资信状况。这说明跨国界的征信需求已在上海萌动。信息化拉近了城市与城市的距离,我们相信,通过数字技术与网络手段,上海征信系统与海外征信发达地区实现信息交流将不会是一件难事。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法律课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主要是信用信息跨国界流动问题。

 

 

 

《新民周刊》:建设社会诚信体系是将个人和企业道德层面的信用加以“物化”,这一过程当然是需要大量投入的,投资由谁来承担?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范希平:上海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一个原则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政府推动的作用主要在总体规划、法规制定、行业准入与监管、失信惩戒制度的安排等方面,而数据库平台建设、评分模型的开发、征信产品的设计、征信服务流程的安排等方面,则应市场化运作,交由专门企业来承担。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我们鼓励发展以信用征信、信用评估、信用担保、信用管理咨询、商账催收为主要业务的信用服务业,欢迎国内外信用专业人才和投资者来沪创立信用服务机构。

 

 

 

《新民周刊》:那么,目前在上海,信用中介机构这个行业是不是已经向全社会开放了﹖进入的门槛如何﹖

 

 

 

范希平:国外的信用服务行业十分发达,独立的中介机构每年的营业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而国内的征信行业还相当薄弱,去年国内征信行业营业额只有1亿多元,其中香港地区占了一半,各类准信用公司也只有几十家。信用行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现阶段需要的是培育与监管并重,循序渐进。

 

 

 

信用服务业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链,包括信用调查、信用征信、信用评级或评估、信用担保、信用的商账催收、信用监管等环节。在市场准入上,现阶段从事个人征信的企业宜少,采集基准信息的上游企业宜少,而开展企业征信的企业可多,做增值服务的下游企业可多,以促进形成征信产业链。目前在上海,对个人和企业联合征信服务平台的建设采取政府授权的方式进行,只对有实力、有信誉的公司开放,而对从事信用评级或评估、商账催收等深度业务的机构则交由市场运作。

 

 

 

《新民周刊》:在个人征信方面,上海目前是全国唯一获准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许多上海人的信用可说是“一览无遗”了,而很多外省市合作伙伴的信用资料则相对较难获得。对于这样的“不对称”和“不同步”,先行一步的上海人是不是吃亏了﹖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

 

 

 

范希平:这个问题有意思。实际上,不单单是有些市民有这种疑虑,一些领导干部和业内人士也提出过这种看法。

 

 

 

我认为,在诚信建设上领先一步的上海没有吃亏。放眼全国,我们可以发现,一般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对诚信建设的重视程度和推进速度要比内陆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高、更快。应该说,信用制度给市民带来的方便远远多于制约。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没有基本信用制度,市民到银行申请贷款会遇到相当多的障碍,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不敢放款。而如今,市民为了买车、买房和购买耐用消费品申请银行贷款,手续越来越简便了。

 

 

 

有没有人吃亏呢?有,吃亏的是那些不讲信用的人,有不良记录的人。由于建立了信用制度,信用的记录、使用、惩戒,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我们要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形象的说法,似乎是要让每个人头上都有一双永不疲倦的眼睛,盯着你在信用方面的一举一动。及时记录和科学归集企业和个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留下的“痕迹”,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基础性工作。抓住了记录、使用、惩戒这三个环节,那些失信的人就要为上一次的失信付出代价。

 

 

 

世界上征信不同步的情况普遍存在,因为一个晚上全世界不可能同步建立起信用制度,终归是有先有后的。我认为,“占便宜”的应该是先行一步的国家或地区。任何一个投资者都希望在一个安全的、有诚信的环境中做生意,上海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步伐,将成为一个长期起作用的综合竞争力,事关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大局。

 

 

 

诚信也是塑造城市精神的有形载体,承载了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信用有价的现代文明、责任政府的高效管理和社会发展的自律机制。它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道,是最大的投资环境,对于降低商务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缓解社会矛盾,以及促进投资和消费,直接或间接地带动经济增长,都有积极作用。可以说,诚信是上海的形象,是上海的环境,更是上海的财富。上海人会从社会诚信体系受益无穷。

 

 

 

党和国家对这项工作也给予高度重视,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正在组织起草中,“一处失信,处处受制;处处守信,事事便利”终将成为现实。俗话说老实人不吃亏,但现实生活中常常并非如此;我们积极建设社会信用制度,就是为了实现这句话,不但不让老实人吃亏,还要让老实人得到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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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征信不同步的情况普遍存在,因为一个晚上全世界不可能同步建立起信用制度,终归是有先有后的。我认为,“占便宜”的应该是先行一步的国家或地区。任何一个投资者都希望在一个安全的、有诚信的环境中做生意,上海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步伐,将成为一个长期起作用的综合竞争力,事关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大局。

 

 

 

诚信也是塑造城市精神的有形载体,承载了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信用有价的现代文明、责任政府的高效管理和社会发展的自律机制。它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道,是最大的投资环境,对于降低商务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缓解社会矛盾,以及促进投资和消费,直接或间接地带动经济增长,都有积极作用。可以说,诚信是上海的形象,是上海的环境,更是上海的财富。上海人会从社会诚信体系受益无穷。

 

 

 

党和国家对这项工作也给予高度重视,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正在组织起草中,“一处失信,处处受制;处处守信,事事便利”终将成为现实。俗话说老实人不吃亏,但现实生活中常常并非如此;我们积极建设社会信用制度,就是为了实现这句话,不但不让老实人吃亏,还要让老实人得到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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